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十年来，财政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议题，扎根中国财政改革实践，将“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根本遵循，持续推进财政学理论建构与财政学科体系重塑，形成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动经验事实、理论建构与话语体系的深度贯通，既着力于将财政实践转化为可讨论、可检验、可传播的学术命题，又在研究方法创新与理论体系完善上取得实质性突破，逐步构建起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服务财政治理并面向未来的知识体系。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显著进步
十年来，中国财政学研究呈现出由点到面、由分散到整体的系统性跃升，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三方面都实现了协同推进与整体突破，逐步构建了更具解释力、引领力与影响力的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范式重构为牵引，实现学科体系的整体性提升。在“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导向下，财政学持续优化学科建设，逐步形成更具解释力与自主性的学科体系。一方面，学科定位实现了关键突破。财政学在保持经济学底色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加速向综合性交叉学科演进。例如，在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中融入政治激励与制度约束分析，在社会保障政策评估中运用社会调查与行为实验方法，使财政学能够更有效地回应财政治理难题，显著拓宽研究视野、丰富方法体系、增强现实解释力。另一方面，注重从中国真实的治理场景中提炼关键问题，运用贴合国情的数据资源与实证方法，逐步建构起逻辑推演与经验证据相互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从问题识别、证据获取到解释检验的完整研究链条日益成熟，推动财政学从现象描述或经验判断，转向依托可复核、可检验的证据体系来验证与深化理论认识，显著提升了财政学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以概念与理论创新为牵引，实现学术体系的根本性突破。财政学界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财政体制，在财政基础理论、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理论、财政金融协同等重点领域，形成了一批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财政基础理论领域涌现出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等本土化学派，推动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朝着系统化建构、标识化发展的方向迈进。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实现从借鉴到创新的突破，在系统反思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构建起基于财政授权视角的中国特色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框架，为阐释中国央地权责配置与运行逻辑提供了更为契合实际的理论支撑。预算理论实现从模仿到构建的跨越，突破了西方预算聚焦财政收支的局限，进一步将预算定位为国家治理的战略性工具，更加强调其在跨周期政策统筹、国家重大战略落实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中的核心作用。财政金融协同理论突破了传统宏观政策部门分工的边界，构建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并倡导建立跨部门协调、央地共治的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以“央行—财政双主体”机制为核心的宏观调控理论。
以教材体系筑基、国际话语权提升为导向，实现话语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一是以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国内学术话语规范化。三本《中国财政学》“中国系列”教材的出版发行，标志着中国财政学自主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与关键命题得到规范化阐释与系统化呈现，推动了学术成果由“研究表达”转化为“教学表达”和“公共表达”。二是通过国际发表促进学术话语国际化。中国学者围绕中国特色财政议题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中国财政实践从具体经验上升为可对话、可检验的学术理论，进一步促进中国财政智慧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三是借助多边平台增强学术话语影响力。通过积极参与G20、金砖国家、APEC、10+3财金合作等多边机制，中国主动阐释自身财政改革的逻辑与成效，其中预算管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等领域的理念与实务，正日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参照意义的改革选项。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特色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土壤与治理实践，实现了对传统财政理论的超越与重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适应本国发展的理论体系，也为世界财政理论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坚持“两个结合”，重塑学理根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大特色在于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的财政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有效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财政实践。一方面，强调财政活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将财政视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发展大局，使财政政策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利益，而非单纯的经济工具。相应地，财政学研究植根波澜壮阔的财政改革进程，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重于将“中国经验”上升为可阐释、可论证的学理表达，逐步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依赖。另一方面，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财政智慧。中国悠久的理财治国传统所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及忧患意识等公共伦理与治理经验，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智慧，使财政学既具有现代科学的解释力，更具有服务治国理政的价值厚度与人文底蕴。
立足国家治理，拓展研究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将财政的定位从资源配置上升至国家治理，极大地拓展了财政的研究视角。西方主流财政理论聚焦于效率分析和资源配置，往往将经济过程从政治过程中剥离，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中国的财政学则强调财政不仅能够处理经济资源配置，更深层涉及政治权力的运行、国家制度的建设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为根本前提，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集中体现为对财政作为国家意志体现与治国理政重要工具的深刻阐释。这使得中国财政学能够更全面地解释财政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满足共同需要，重构理论基础。中国财政学把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财政不仅随着社会共同需要的产生而产生，更随着社会共同需要的发展而发展。从给出财政基本定义到刻画财政基本特征，从人类社会财政发展规律的揭示到新中国财政思想和财政实践的提炼，从财政支出到财政收入，从预算管理到财政政策，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到国家间的财政关系，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为逻辑主线构建的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拓展了分配领域之外的财政职能，区分了财政活动与其他方面活动的系统性差异，划定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边界，对存在于当代中国、当今世界的各种财政活动运行实践、各类财政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为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财政职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化人本逻辑，彰显价值导向。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西方财政理论往往陷入“物本逻辑”，过度关注资本增值、效率指标或抽象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突出“人本”，强调通过“人的现代化”构建发展的确定性，认为物的现代化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上，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财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这一价值导向，财政不仅是资金的收支管理活动，更是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安排。不同于西方侧重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主张，中国的财政学立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将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目标，主张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注重通过精准的财政制度安排缩小收入与财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
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把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根本取向，持续推进理论创新，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植根中国财政实践，回答好中国之问。当前，我国财政在推动经济增长、保障民生、调节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并推动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断明晰，无论是减税降费、预算改革还是转移支付机制等举措，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经验，是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好素材。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辩证统一，聚焦中国财政运行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实，将其升华为学理层面的规律性认识，真正实现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的深度贯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增强国际视野，回答好世界之问。一方面，财政学研究应立足大国财政的战略定位，聚焦并参与全球财政治理规则体系的演进与重构。当前，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债务可持续性等全球性挑战，财政国际协调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中国财政学研究应强化宏观思维与全局观念，深化对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理论探索，加强对重大问题及政策的研究，加强国际学术对话与合作，以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包容、有效的全球财政治理框架。另一方面，着力推动中国财政实践经验的学理化阐释与国际化表达。系统梳理总结中国在经济增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方面的财政实践经验，将其从经验层面的中国方案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与一般性意义的理论命题。通过构建融通中外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中国财政学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界的可交流性与感召力，为世界财政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把握民生底色，回答好人民之问。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财政分析的核心内容，将推动共同富裕、保障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重点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就业质量提升及基层财力保障等民生重点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将人民主体地位深植于财政学理论之中，持续推动“人的实践经验—理论概括研究—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闭环的深度互动，在回应民生关切中不断检验、发展并完善理论体系，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筑牢坚实的人民根基。
紧扣发展脉搏，回答好时代之问。新时代新征程，财政理论研究必须立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眼财税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断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一是深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体制机制研究。重点剖析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结构调整及体制机制层面的制度障碍，系统刻画大国经济体政策协同的普遍规律与一般特征，科学厘清“央行独立性”与“财政赤字货币化”等关键概念的争论，为构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夯实理论根基。二是深化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学理阐释。立足当前发展阶段，超越税负“轻重”之争，在理论层面阐释宏观税负的内在逻辑，为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三是探索与高质量发展适配的政府债务长效管理机制研究。立足我国发展阶段和财政可持续的要求，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政府债务的合理空间、结构优化逻辑以及专项债使用效能等问题，为建立兼顾稳增长与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四是聚焦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设计研究，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税制带来的系统性冲击，着力解决其中的税基确认与利润归属难题，构建契合数字生产力特征的新型税收理论框架。
（作者：马海涛 姚东旻，分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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